我记得那是在缅甸掸邦高原的一个小村庄，二月末的阳光已经带着锋利的灼热。村口褪色的公告板上，一张用蓝色圆珠笔仔细描过的标语，在热风里微微卷着边——“纪念第三世界青年日”。字迹很认真，却和旁边漫不经心的涂鸦、早已过期的农药广告挤在一起，有种奇特的、被搁置的孤寂。不远处，几个年轻人正赤脚把晒干的辣椒收进麻袋，扬起的红色粉尘粘在他们汗湿的额发和肩膀上。那个“青年日”的标语，像一句来自遥远他乡的、口音陌生的问候，飘荡在他们沉重而具体的劳作之上。
这景象让我怔了好一会儿。这么多年，从东非的裂谷城市到东南亚的雨林村落，我参与过、也旁观过许多以“青年发展”为名的项目。我们带来课程、小额贷款、创业比赛，画着上升箭头的逻辑框架图。我们说，发展意味着机会，意味着赋能，意味着通向现代性的光明大道。直到你蹲下来，和那个叫朱马的青年一起，看他用从报废摩托车上拆下的零件，加上几块捡来的太阳能板碎料，试图攒出一个能给手机充电的装置时，你才会触碰另一种坚硬的真实。他的手很粗糙，被金属划出不少口子，但眼神里有种极度的专注。他没什么“机会”，但他必须创造。那一刻我忽然觉得，在资源如此赤裸匮乏的地方，所谓“发展”，对许多青年而言，或许根本不是线性的向上攀登，而是一种在逼仄缝隙中学习“无中生有”的生存技艺——一种匮乏中的创造。这创造可能微不足道，可能最终失败，但它关乎尊严，关乎一种不肯完全躺平的挣扎。朱马想要的，或许不是我们项目书上的“成为企业家”，而仅仅是让家人晚上有光，能联系上在外省打零工的父亲。他的“发展”，刻度如此微小，又如此千斤沉重。
这让我想起了“成人礼”这件事。以前在埃塞俄比亚南部，我接触过一个社群，那里的青年要经历一系列严酷的身体考验与隔离仪式，才被承认为男人。长者会用特定的荆棘在皮肤上留下疤痕，那过程无疑是痛苦的，但痛苦被赋予了清晰无比的意义：你通过了，你就不再是孩子，你拥有了新的权利与责任。整个社群见证、并确认了这种转换。
可今天，在朱马们生活的世界里，那种集体的、仪式性的“成人礼”正在消逝，或者早已名存实亡。取而代之的，是一系列沉默的、不被庆祝甚至不被看见的“隐形成人礼”。它可能是终于攒够钱，登上前往海湾国家打工的航班，在机舱关闭灯光后，独自吞咽下的那一口恐惧；可能是拿到第一份为期三个月、没有任何保障的纺织厂合同，指缝里从此洗不净的染料气味；可能是在父母病倒后，十六岁的你自然然地扛起锄头，成为户主，去和村干部低声下气申请救济的那个下午。这些时刻，同样充满撕裂的痛楚，同样标志着一个天真的终结，但它们发生得悄无声息。没有祝福的歌舞，没有长者的训诫，没有象征新身份的信物。社会没有为这些创伤性的过渡提供任何“意义”的框架，它们只是被默认为生存的必然代价。于是，成长变成一场漫长的、不被承认的内伤。
我有时会觉得，我们这些所谓做青年工作的人，是不是太执着于输送“工具”——教你编程，教你记账，教你演讲——却太少去关注如何为他们正在经历的、这些沉默的“成人礼”进行精神上的接生？我们是否应该，哪怕只是偶尔地，提供一个类似“仪式”的空间，去承认那份疼痛的合法性，去帮助他们把那被迫的早熟、那生存压出的褶皱，整合进自我叙事里，而不是当作需要掩盖的耻辱或创伤？
曾有一次不成熟的尝试。在一个城市边缘的青年中心，我们没搞领导力培训，只是组织了一次“故事之夜”，主题是“我成为大人的那个瞬间”。起初很冷场，直到一个总是沉默的男孩，说起他第一次在建筑工地领到工资，全部汇回家后，自己躲在工棚吃白饭配盐巴，不是因为穷到那份上，而是“想尝尝父亲过去十年每天吃的滋味”。他说，咽下那口咸涩的饭时，他觉得自己童年的味觉永远结束了。他说完，房间里是长久的安静，没有掌声，但有一种更厚重的东西在流动。那晚，没有解决任何“技能”或“机会”问题，但我感觉到，某种看不见的、紧绷的东西，在几个年轻人身上微微松动了。那像是一次微小的、迟来的“仪式性见证”。或许，有效的支持，一部分应该是这种“见证”——做他们隐形伤口的第一个，也是温和的确认者：“是的，那很痛。是的，那改变了你。我看到了。”
这很难。系统性的困境如同巨石，我们提供的，最多不过是一小片树荫，或一瓶水。我也有很多无力的时刻，怀疑自己是否只是用另一种方式，将他们的苦难“浪漫化”或“理论化”。
离开那个掸邦村庄前，我又见到了朱马。他的充电装置居然勉强成功了，闪着不稳定但确实存在的光。他有点得意，给我看时，忽然问了一句没头没尾的话，用的是生硬的英语，可能从哪个过路游客那儿学来的：“老师，你们总说‘未来’。我们的‘现在’，是不是就是你们过去的‘未来’？”
我答不上来。车扬起红色的尘土，后视镜里，那个“第三世界青年日”的标语越来越小，最终和村庄、山峦融为一体。朱马的问题，和他手中那簇微弱的光，却一直跟着我。我们设定一个日子来谈论他们，仿佛他们是一个需要被周期性记起的议题。而他们，则在每一个没有被命名的、普通或艰难的日子里，进行着自己无声的成年。或许，真正的纪念，不是在这一天说出多少宏大的词，而是能否在那无数个沉默的“成人瞬间”里，更谦卑一些，学着去看见，甚至，只是学会不去打扰那种充满痛苦的、坚韧的生成。
瓦妮莎，那个在内罗毕贫民窟教孩子们用废弃塑料做雕塑的姑娘，曾对我说过一句我总也忘不掉的话。她说：“我们这里，大人总告诉孩子，要逃离这里，去看大海。可如果，你从未学会如何与脚下的泥土相处，就算看到了海，你又真的能认出它吗？”
嗯，这是一个好问题。你曾见过真正的海吗？那和我们沙地上的画，一样吗？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