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记得那盆水。七月初六的傍晚,姥姥总要从井里汲来最新鲜的一瓢,稳稳地搁在天井的石阶上,说是要“接风曝露”。第二天,七月初七的晨光还灰蒙蒙的,她便用那冰凉的、据说被银河浸润过的露水,轻轻擦拭我的眼皮。她的手指粗糙,动作却无比温柔。“擦了亮眼,”她低声念叨,像在说一个秘密,“看东西清楚,手也巧。”然后,她会递给我一根针,一条极细的红丝线,让我就着将明未明的天光,试着把线穿过去。我往往失败,线头在针鼻旁徒劳地颤抖;她却总能一次成功,那细线温顺地滑入微小的孔洞,像一颗星滑入既定的轨道。那时我不懂什么叫“乞巧”,只记得空气里满是夜晚沉淀下来的凉意,和瓜果供品隐隐的甜香。所谓仪式,对孩子而言,不过是一件带着神秘凉意和轻微挑战的晨间游戏。
很多年后,当我在城市璀璨到看不见银河的灯光下,读到那些关于七夕的考据——穿针乞巧、喜蛛应巧、投针验巧——那些纸面上的热闹,远不如指尖那一次失败的穿针来得真切。我忽然想,我们是不是误会了“巧”?它绝不仅仅是让针线听话,绣出更繁复的花样。姥姥那代人,生活的重心是“做”,是“营生”。女红是手艺,更是生计的一部分,是女子安身立命、体面持家的根基。所以“乞巧”,乞的是一种掌控生活的能力,一种能让粗糙变得精细、让平凡发出光来的专注力。那是对“匠心”的敬畏,是在与材料(丝线、布匹)的长期厮磨中,生出的一种近乎禅定的、人器合一的自信。如今,我们当然不再需要以女红谋生。但“手艺”的概念,却以一种更泛化的形态回来了。一个程序员反复调试直至代码优雅运行,一个写作者为一个词捻断数茎须,一个烘焙者为面团找到最佳的发酵温度……这何尝不是一种“乞巧”?我们祈求的,是一种能将心神沉潜下去、与手中事物深度对话的“巧劲”,一种对抗碎片与浮躁的专注。我们在“乞”的,或许是一种在速朽时代里,创造一点耐性之物的能力。
话说回来,七夕的夜晚,终究是属于“拜”的。少女、妇人,在月下摆上瓜果、脂粉,对着织女星默祷。文献里总说,未婚乞良缘,已婚乞子息。但我印象里,姥姥和邻家几位阿婆,在那些个晚上,神情并非全然的羞涩或虔诚,反而有种松弛的、窃窃私语的欢愉。供品是她们的由头,聚在一起,离开灶台与孩子,在星空下拥有一段属于自己的时光,才是底色。她们低语的内容,我无从得知,想来无非是家长里短、心事一箩筐。织女在这里,与其说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爱情偶像,不如说是一位听得懂女人艰辛的“姐妹神”。她是“劳模”,能织云锦天衣;她也有自己的“事故”,被王母分隔,一年只得一聚。她的神格里,劳动与情感并重,甚至,那惊天动地的爱情,恰恰因她是一位有独立价值的劳动者(织女)才得以成立。这种“拜”,是女性社群一次温和的“出轨”,一次集体的情感倾诉与能量交换。这么一想,今天的“闺蜜夜谈”、深夜微信群里长长的语音方阵,内核竟与千年月下的私语遥相呼应。我们依然需要一片“星空”,一个可以暂时卸下角色、说说体己话的场域。心愿的内容变了,但那份通过倾诉与共鸣来确认“我不是一个人”的渴望,没变。
有意思的是,这个底色如此“女性”、如此关乎“手艺”与“私谊”的节日,如今最响亮的头衔,却是“中国情人节”。浪漫,当然有。牛郎织女的故事本身,就是一场关于等待与重逢的、浩瀚的浪漫。但传统的浪漫,是“金风玉露一相逢”的克制,是一年一度的珍重,是离愁,也是信念。它被织进漫长的分别与劳作里,显得厚重。现在的“浪漫”,则被商家简化、提纯为玫瑰、巧克力、烛光晚餐和转账红包。一种即刻的、浓烈的、需要被展示的甜蜜。我并非要厚古薄今,每一种时代都有其表达情感的方式。只是偶尔,当满街都是“七夕浓情礼遇”的促销海报时,我会没来由地想起姥姥天井里那盆安静的、承接星月清辉的露水。那种浪漫,是内向的,是对“巧”与“慧”的祈求,是女性之间心照不宣的联结,甚至是对整个生活质地的一份温柔盼愿。它比单纯的男女之情,似乎要宽阔那么一点点。
扯远了,再说回那根针。我现在大概还是穿不好它。我们这代人,获得了空前的自由,也失去了很多具体的“手艺”。我们的“巧”,更多依附于脑力与抽象的概念。我们的“乞愿”,也常常宏大而模糊:暴富、暴瘦、一直好运。这没什么不对,只是有时觉得,那些愿望轻飘飘的,少了点与生活肌理摩擦后的温度。
前几天散步,无意间抬头,竟然在楼宇的缝隙里,认出了那三颗排成一条线的、淡淡的星——天津四、织女一、河鼓二,所谓的“夏季大三角”。织女星是最亮的那颗。我站住看了很久,心里什么也没“乞”。但那一刻,我感到一种奇异的平静。仿佛千年以来,无数女子在这个夜晚的凝望、低语、穿针引线时那份专注的呼吸,并未完全消散在风里。它们变成了某种频率,依然在夜空某处轻微地振荡着。我们失去了仪式,失去了共同的故事,甚至快要失去看清星辰的眼睛。但那份对“巧艺”的向往(无论这艺是什么),对真挚联结的渴望,对美好生活那一点笨拙而虔诚的祈盼,或许就是我们这个时代,于无声处,仍在进行的“乞巧”吧。只是供桌撤了,瓜果我们自己吃了,心愿,说给了自己听。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