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书架的顶层，靠左的位置，有一本红色塑料封皮的《毛主席语录》。它并不显眼，挤在一排更厚的理论著作和史料汇编旁边。塑料皮已经泛白，边缘磨得起了毛，像一件穿旧了的确良衬衫的领口。书页很松，稍微一抖，里面会掉出一些东西：可能是一张九十年代粮票的残角，也可能是我父亲用蓝色圆珠笔，在空白处抄录的一首辛弃疾的词。这本书自我有记忆起就在那里，它更像一个沉默的、来自旧日生活的摆件，而不是一本书。偶尔，在12月某个阴冷的下午，我会把它抽出来，不是为了读，只是为了感受那种纸张特有的、混合着旧塑料和灰尘的、几乎有了重量的气息。这种气息，就是我认知里关于“毛泽东”最初的、也是最顽固的底味——它不完全是历史的硝烟，更像一种凝固了的、日常化的、却又挥之不去的存在。
话头既然从这里开始，我就想谈谈“存在”本身——不是作为历史主体的他，而是作为一个不断被涂抹、被阐释、最终变得有些光怪陆离的文化符号的他。我的童年，他的形象是绝对均质的。教室里、堂屋正中、甚至搪瓷杯上，都是那张标准像：饱满，慈祥，目光望向一个所有人都被暗示存在的、辽远的未来。那是一种不容置疑的、带有体温的神圣。这种神圣，在成长过程中，被八九十年代涌入的各种思潮冲刷、侵蚀，开始变得斑驳。我记得大学时，和几个同学在熄灯后的宿舍里，压低了声音争论《河殇》，争论那些刚刚解禁的文学作品里影影绰绰的苦难。那时，符号的油漆开始剥落，露出了底下复杂甚至狰狞的木纹。我们有一种打破神像般的、混合着恐惧与兴奋的激动。
说来也巧，我后来从事文化传播工作，很长一段时间接触过宣传画和老电影的数字化修复。在冰冷的服务器机房，看着那些高分辨率扫描的、每一道笔触都清晰无比的工农兵形象，以及画面中央永远挥手指引方向的领袖，我感受到的是一种巨大的抽离。神圣感退潮了，留下的是精湛的构图技巧、饱和到近乎暴烈的色彩，以及一种高度程式化的美学语言。那个符号，在技术的放大镜下，成了一件可以冷静分析的“作品”。这大概是一种祛魅的过程。但有意思的是，祛魅之后，并没有导向简单的虚无。近些年，在网络空间，这个符号又被赋予了新的、截然不同的生命。它时而出现在戏谑的表情包里，时而又在某些社会议题的讨论中，被青年一代引用其语录，作为一种对当下不平等现象的、带着怒火的批判武器。那个“反叛者”、“打破旧世界”的毛泽东，似乎被从复杂的革命史中单独抽取出来，重新擦亮，用以映照新时代的焦虑。
这种符号的流变，或者说漂移，让我时常陷入一种矛盾的沉思。我们缅怀的，究竟是哪一个毛泽东？是历史中那个做出了一系列艰难、甚至残酷抉择，深刻塑造了国家肌体与民族心理的政治家与战略家？还是那个被不同时代、不同群体依据自身诉求，不断重新想象和塑造的文化意象？我的工作让我深知，传播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滤镜，它会强化某些光谱，而过滤掉另一些。所以，我越来越警惕任何单一的、斩钉截铁的论断。对于他，或许只能用一种地质学家般的眼光去看待：他和他所代表的时代，已经成为我们这个社会最深、最厚也最纠结的地质层之一。你无法绕开，每一镐挖下去，可能触及富矿，也可能引发塌方。
这就要说到，我为什么在今天——他的诞辰——会想起他的“矛盾论”里的只言片语。不是全篇，不是体系，就是“事物的矛盾法则，即对立统一的法则，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”这句话。年轻时读，觉得是枯燥的哲学教条。但活到中年，处理过无数棘手的工作，观察过各种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后，我反而时常觉得，这句话提供了一种最质朴也最有效的认知框架。面对一个复杂的项目，或者一个争议性的公共事件，我常常会下意识地逼自己停下来，问：这里面的主要矛盾是什么？矛盾的主要方面又在哪里？它和次要矛盾是如何转化的？这个方法，当然不能给出完美的答案，但它像一把不算锋利却足够结实的冰镐，帮助你在信息的冰川上凿出几个踏脚的坑，不至于滑入情绪或偏见的深渊。这是一种剥离了具体政治指向的思维工具，是他留下的、我认为仍在“活着的遗产”中比较坚韧的一脉。它不承诺幸福，只承诺一种面对复杂时的清醒可能。
所以，你问我今天的个人情感究竟是什么？坦白说，没有澎湃的崇敬，也没有愤懑的批判。那更像一种站在冬日江边的感受。你知道这江水的深处，沉积着无数的故事、力量、泥沙乃至伤痕。它曾经改道，曾经泛滥，也曾灌溉出沃野。它沉默地流着，而你就站在此刻的岸边，带着你全部的私人记忆——那本磨毛了的红宝书、父亲抄词的笔迹、宿舍夜谈的悸动、机房屏幕上的高光——试图去理解这江流的来路，并猜测它未来的去向。风很冷，江面广阔，你看不到对岸的细节。你手里没有鲜花，也没有投掷的石块。你只是站在那里，知道这江水与你有关，知道它的温度已经渗入了你脚下的土地，也构成了你生命气象的一部分。这种关联，不是节日的，而是日常的；不是喧哗的，而是静默的。它让这个日子，对我而言，更像一个用来丈量自己与历史之间距离的、安静的刻度。我合上那本语录，把它放回原处。灰尘在窗格透进的光柱里缓缓浮动，一切如旧，一切又都不同了。
